以色列对奥运会运动员被杀的慕尼黑惨案的回应“上帝之怒”行动

上篇说到慕尼黑惨案中，11名以色列运动员被杀，碍于当时的国内舆论及来自情报部门的压力，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起初并不是很愿意开展暗杀行动。但惨案发生一个月后，恐怖分子又在慕尼黑劫挟了一架汉莎航空班机，要求释放三名被西德警方抓获的幸存恐怖分子，西德答应了其要求，并在未与以色列商量的情况下释放了三名恐怖分子。这三人到达利比亚后受到卡扎菲的款待和民众的欢呼。

三名残杀以色列运动员的恐怖分子到达利比亚后召开记者招待会，宛如英雄一般。

这使得梅厄夫人的态度改变，决心开展行动。此次任务最高目标是将所有与制造慕尼黑惨案的有关人员一网打尽，这里面也包括一些黑色九月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高层成员，并避免伤及无辜。“不管花费多大的代价，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还。”这几乎是以色列高层一致的意见。

根据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的指示，以色列情报部门成立了专门负责报复行动的“X委员会”，代号为“上帝之怒”（Operation Wrath of God），又译作“天谴”行动，如果用一个中国式的译法，似乎“替天行道”比较合适。

暗杀行动由“摩萨德”负责人扎米尔和以色列国防部情报局局长阿哈伦·雅里夫（Aharon Yariv）少将共同负责。梅厄夫人对扎米尔和复仇队长阿夫纳说，以色列存在于世，就是要保护犹太人，使他们免遭敌人的欺凌和虐杀。“这是我的决定，责任由我来担当。”

很快，扎米尔列出了一份“死亡名单”，上面列出了所有与“慕尼黑惨案”有关的“黑九月”组织成员：

1、慕尼黑惨案的主谋者阿里·哈桑·萨拉梅，黑九月首脑。

2、阿布·达乌德，“黑九月”的爆破专家，萨利迈的老同学，慕尼黑惨案的同谋者。

3、马赫穆德·哈姆沙里，知识分子，是“黑九月”驻巴黎的外交官，也是巴解组织的发言人。

4、瓦埃勒·泽维特尔也是个知识分子，诗人，是“黑九月”驻意大利的负责人。

5、法学教授巴西尔·库拜西博士，参与了为“黑九月”提供武器的活动。

6、卡马勒·纳塞尔，是“法塔赫”组织公共关系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巴解组织的发言人。

7、凯马勒·阿德万，负责“法塔赫”在以色列占领区搞破坏活动。

8、马赫穆德·尤素福·纳杰尔，又名叫阿布·尤素福，巴解组织的高级官员之一，专门负责“法塔赫”和“黑九月”之间的联络工作。

9、穆罕默德·布迪亚，“黑九月”的外交部长。

10、侯赛因·阿巴德·希尔，他是巴解组织与克格勃之间的联络官。

11、瓦迪·哈达德博士，“黑九月”的高级谋士。因为死亡名单要凑足11个人，他也就被注定列入名单了。

暗杀行动也于1972年10月正式展开。

一、首开杀戒

第一个被干掉的是“死亡名单”上的第四位：巴解组织驻意大利首席代表瓦埃勒·兹怀伊特（Vallee Ziwhit），他被认为是“黑九月”在意大利的头头。1972年10月16日夜里，40岁的兹怀伊特像往常一样，从他的意大利女友家出来回家。在公寓门厅里，暗杀小组的两名特工出现在兹怀伊特面前，一名特工用英语问道：“你是瓦埃勒·兹怀伊特吗？”问得很随便，而且很有礼貌。扎米尔曾对他们说过：“要和目标套近乎，好像他就是你的亲兄弟一样，让他自己暴露身份，然后再拔枪，拔出枪来就要立即射击。”兹怀伊特毫无防备，没带枪，也没有保镖。两个特工几乎同时扣动了扳机，装有消音器的贝雷塔手枪发出轻轻的“嗒嗒”声，兹怀伊特倒下了，身中11弹。据说一发子弹代表一名死去的以色列运动员。

兹伊怀特被枪杀后，巴勒斯坦人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指责以色列政府的暗杀行为，但以色列政府坚决否认实施了暗杀行为。

二、电话炸弹

行动还在继续，下一个被抹去的名字是哈姆沙里(Hamsari)，他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巴黎的正式代表，“摩萨德”认为有材料证明他策划了多起恐怖活动，包括“黑九月”事件。

哈姆沙里温文尔雅，颇有教养，娶了个法国妻子，生了一个女儿，住在巴黎市中心的一套高档公寓里。但要杀他并不容易，兹伊怀特被杀后，哈姆沙里似乎有了某种预感，从此他深居简出，无论走到哪里，保镖都如影随行，在他住的公寓四周也都布设了暗哨。用暗杀兹怀伊特的办法来干掉哈姆沙里要担很大的风险，而且，在杀死他的同时，还要避免伤害他的妻子和女儿。因此，扎米尔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直接交火，他们商定了一个更巧妙的安排，借助摩萨德的军械师和爆炸专家来完成。

1972年12月5日，一名特工乔装成管道工，破坏了哈姆沙里家的电话电缆。第二天晚上，一位技师开着一辆工具车来了。在检修电话期间，技师把一枚新式炸弹偷偷放到了电话机底部。拿起听筒，炸弹还不会起爆，只是解除了保险，还须有无线电信号遥控，才能引爆。

12月8日上午8点25分，哈姆沙里的法国夫人像平时一样，送女儿上幼儿园去了。两天之前，哈姆沙里曾接到过一个“意大利记者”要求采访他的电话，他们已约好今天在一个咖啡馆里面谈。那个记者说，他一到咖啡馆，就往他家里打电话。现在，那位“意大利记者”打电话来了，哈姆沙里拿起听筒，对方说明自己是“意大利记者”后，问他是不是哈姆沙里本人，哈姆沙里刚回答了“对，是我”，电话机爆炸了。暗杀小组的特工们躲在附近的工具车内，看到整座大楼轻轻地颤抖了一下，哈姆沙里寓所的大玻璃窗震出了纵横交错的裂纹。由于炸弹威力小，哈姆沙里并未当场身亡，在医院里挨了一个月后才死去。

三、弹簧炸弹

下一个在名单上消失的是侯赛因·阿巴德·希尔(Hussein Bashary Hill)，他的公开身份是是一名语言教师。1974年1月22日，扎米尔得到情报，希尔将于次日去塞浦路斯，他已在一向住惯的奥林匹克饭店预定了房间。当天夜里，暗杀小组捷足先登，住进了奥林匹克饭店。暗杀小组的爆炸专家决定在希尔的床下多放些炸弹。可是，住在希尔隔壁的是一对以色列新婚夫妇，他们是到塞浦路斯来度蜜月的。爆炸专家保证绝对不会危及隔壁房间。

给希尔准备的是一种压力炸弹，内有6个小型炸药包，分别连在两个弹体上。两个弹体由4个弹簧隔开。弹簧可以防止上部弹体的4颗螺丝碰到下部弹体的4个接触点。但是，人体的重量足以压低弹簧，使螺丝碰到接触点。这样一来，压力炸弹的保险就打开了，然后，通过无线电信号引爆炸弹。1月24日早上8点刚过，希尔外出。暗杀小组的两名特工偷偷溜进他的房间，把炸弹固定在床垫下面的金属弹簧上，并破坏了卧房内床头罩灯的开关线路。这样，在远处的摩萨德特工看到卧房的灯熄掉时，就可以断定希尔上床就寝了。

晚上10点，希尔回到奥林匹克饭店。暗杀小组的一个成员跟着希尔一起上了电梯，为的是搞清楚确实没有别人和希尔一起进入房间。大约20分钟后，希尔窗内的灯光熄灭了，暗杀小组的头头担心希尔关灯后还未上床躺下，因此等了两分钟才发出“动手”的命令。爆炸后饭店里的其他人，包括那对以色列新婚夫妇，皆安然无恙。而那对夫妇的房间与希尔的房间仅隔一堵薄薄的墙壁。墙的那边，希尔和他的床都已化为灰烬。

四、军需官殒命

摩萨德马不停蹄，继续从“死亡名单”上勾出第四位牺牲者，他就是第五号目标巴西尔·库拜西博士，他将于3月底去巴黎度假。库拜西目前是贝鲁特亚美利加大学的法律教授，他常到欧洲去，负责“黑九月”在欧洲的武器炸药等事项。

摩萨德很快就在巴黎找到了库拜西住的旅馆。4月6日晚，库拜西像平日一样出门散步，刚走近皇家大街，摩萨德的两名特工就紧紧尾随其后。另外还有一名特工开着汽车在他们身后约50米处跟着。库拜西显然已经察觉到有人盯梢，但对于“黑九月”的这位军需官来说，他胆子太大了。他在十字路口的红灯下站住。两名特工赶上来了，“喂，库拜西！”一名特工用希伯来语喊了一声，话音未落，他俩手中装有消音器的贝雷塔手枪响了，库拜西倒在人行道上。

五、突击巴解总部的“青春之泉”行动

下一个行动是在追杀“黑九月”的行动中，最大胆、最恐怖的行动：派遣突击队袭击远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喀土穆大街的巴解组织总部，在“黑九月”认为最安全的庇护所里把他们连锅端掉。这次的暗杀对象是三人：尤赛夫时任巴解组织情报机构负责人，阿德旺是巴解组织分部的负责人，专门负责以色列国内的暗杀活动，纳赛尔是巴解组织的发言人。

1973年4月7日，阿夫纳与史蒂夫率领突击队来到了贝鲁特。他们过去都曾来过这里，一举一动很像普通的旅游者。他们每天在外部观察研究巴解组织总部的一幢8层办公楼和一幢4层公寓楼，以及几座军火仓库。潜伏在当地的摩萨德特工虽然不参与这次行动，但已经事先查明了大楼的内部情况，详细地标出了死亡名单上第六号目标卡马勒·纳赛尔、第七号目标凯末尔·阿德万和第八号目标穆罕默德·尤瑟夫·纳杰尔的居住房间。

4月9日傍晚，2艘以色列快艇从以色列北部港口城市海法启程，艇上乘有摩萨德的30名突袭队员。凌晨1点，快艇驶抵贝鲁特近海。突袭队员换乘6艘橡皮登陆艇，在僻静的道夫滩头登岸。每隔3分钟就开来一辆事先租好的大轿车，载着他们直奔市中心的袭击目标。卡尔和罗伯特领着一批突击队员袭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总部，阿夫纳、史蒂夫和汉斯率领另一批突击队员向恐怖分子的住所驶去。

突袭队员先干掉3个站在门口手持武器却毫无戒备的哨兵，然后冲上楼去，而阿夫纳、汉斯和史蒂夫则守在车旁。在二楼，以色列人首先找到了巴解的第三号人物，据说是“黑九月”的领导人之一的穆罕默德·尤瑟夫·纳杰尔，此时他正与夫人共浴爱河，被以色列人一起打死在床上。纳杰尔15岁的儿子从梦中惊醒，也被乱枪打死。在三楼，巴解的发言人卡马勒·纳赛尔正在伏案写作，身边放着一台打字机，突击队员的一串燃烧子弹把他打得遍体窟窿，他身后的一张长沙发也烧了起来。在四楼，以色列人遇到了尤瑟夫的助手凯末尔·阿德万，他被外面的嘈杂声惊醒后，立即操起一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对着冲进房间来的以色列人开了火，但他的枪法太差，连打3枪都没命中目标，而自己则在一阵短促的扫射中身亡。整个行动只用了不到4分钟。

飞来的横祸也降临到住在尤素福隔壁的一位意大利老妇人身上。听到枪声，她惊叫着跑出自己的房间，被突袭队员当场击毙。这位妇女完全是个无辜的局外人，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都没有迹象表明她和“黑九月”有任何干系。

与此同时，在大街上，巴解战士已开始对以色列人进行还击。战斗刚刚开始，摩萨德特工就从各处的公共电话亭向黎巴嫩当局报告：巴勒斯坦的对立派在发生枪战。黎巴嫩警方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既然巴勒斯坦人要自相残杀，黎巴嫩人干嘛要卷进去？

突袭队在门口坚守阵地，对方用带有吊斗的升降机把人从楼上放下来，准备投入战斗。每当吊斗接近地面时，突袭队员就瞄准射击，把吊斗里面的巴解士兵全部打死，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拉出来，再把空吊斗放回去。巴解士兵伤亡惨重，战死100多人。随后，突击队员迅速整理了保险柜的文件，放置了大量炸药，然后撤退。几十秒后，位于贝鲁特的巴解组织总部大楼传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大楼被夷为平地，楼里的许多巴勒斯坦人遇难。巴解组织存放武器的几座仓库也被炸掉。突击队按原路回到海边，登上橡皮艇，在登陆后90分钟离开黎巴嫩，战斗全部结束。

后来担任以色列总理、时任以色列特种部队侦察营营长的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参加了这次行动，他化装成一位“性感”的女性，与其他特工一起进行了战斗。若干年后，当已脱下军装、成为以色列总理的巴拉克再回忆这段暗杀的经历后，他仍感觉颇为得意，但当谈到他们的暗杀行动与恐怖活动间的区别时，他严肃地表示“我们绝不会为了恐吓别人而去杀人，我们只是为了回应某些恐怖行为的挑衅，当然，我们已经尽可能地利用高科技和我们的专业素质来避免伤及无辜，但有时候为了实现目标也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

六、最曲折的暗杀

摩萨德相信黑色九月成员及武装首领阿里·哈桑·萨拉马有参与策划慕尼黑惨案，并根据情报显示他身处挪威的利勒哈默尔，于是一支15人分两小组的特工队伍出发前往挪威，这支暗杀小组分为策划队和行动队。

阿里·哈桑·萨拉马

1973年7月21日，摩萨德特工跟踪目标人物，当时目标人物与一名金发女子离开电影院。他们两人正在回家的路上，埋伏已久的特工立即跳出车外，向目标人物开枪，却发现目标人物并非萨拉马，而是一名摩洛哥籍侍应阿玛德·布戚基（Ahmed Bouchiki），他当场倒卧在怀孕的妻子旁，特工迅速逃离现场，而阿玛德·布戚基不久后死亡。

两名特工在预定地点扔下马自达汽车，换上另一辆租来的标致，却不料在出城的路上被警方发现了踪迹。24小时后，特工丹·阿贝尔和提供协助的当地情报员玛丽安娜·格兰德尼科夫又开着这辆车去机场，自投罗网。

不争气的格兰德尼科夫很快承认为以色列政府工作，还供出一个隐藏点，阿贝尔身上的电话号码也暴露了线索。在隐藏点，警察找到了特工伊加·齐加尔、兹维·斯泰伯格和米切尔·多夫。尽管齐加尔拿出以色列安全官员的证件抗议警察侵犯外交官，多夫身上却被搜出摩萨德指示撤离途径的密电。可笑的是，这份电报要求他们不要携带任何暴露身份的东西，斯泰伯格身上的两把钥匙却有个蓝标签，使法国警方找到巴黎的一套公寓。更多的钥匙和标签将他们在巴黎几乎全部隐藏处暴露无遗，外加证明以色列政府与其他暗杀巴解恐怖分子行动有关的证据。

经审判，6名特工中一人因证据不足获释，其余五人被判监一年至五年半，哈拉里及其他八名特工成功逃离挪威。被判监的特工于1975年获释。

这次行动失败使以色列的大报复曝光，震惊了整个欧洲。摩萨德亦不得不召回潜伏在世界各地的特工，暗杀行动的步伐减慢。1996年，以色列向布戚基妻子及其女儿提供价值283,000美元的赔偿，布戚基前一段婚姻的儿子亦获得价值118,000美元的赔偿，以色列从来没有正式承担此事责任。挪威当局在1990年重审此案，并在1998年全球通缉暗杀小组队长哈拉里，但以色列并没有引渡他去受审。

萨拉马从上帝复仇行动开始时就知道自己是目标，但依然招摇过市。不仅出席各种活动，甚至在未与自己妻子离婚的情况下迎娶了1971年年度世界小姐里兹克（黎巴嫩人），他们按教义可以娶四个老婆。

1974年1月，特工收到情报，指出萨拉马将会在瑞士与与巴解领袖在一家教堂会面。两名特工进入教堂，看见三名外表像是阿拉伯人的男子，便二话不说开枪干掉他们，之后在教堂内搜寻萨拉马但无果，便立即收队离开现场。

不久之后，三名特工前往伦敦与提供阿里·哈桑·萨拉马情报的线人会面，但线人并没有在预定时间出现。特工怀疑自己被监视，之后一名特工在饭店房间被枪杀。一个月后摩萨德找到那名女杀手身处阿姆斯特丹，1974年8月21日住所附近被特工所杀。那名女刺客是约聘来的枪手，但没有人知道是谁聘请她暗杀那名特工。

之后又有情报指出萨拉马身处塔里法的屋内，于是三名特工启程前往，当他们接近该房屋时，被一名阿拉伯人守卫发现并举起AK-47，他随即被杀，而行动亦不得不终止。

摩萨德先后共五次暗杀阿里·哈桑·萨拉马都不成功。新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在1977年上任后，决定重启行动，继续追杀名单中的生还者。后来摩萨德启用了一名英国籍女特工，化名艾丽卡·钱珀斯接近萨拉马。

这是一名“沉寂特工”，她到场后宛如一名英国老处女，整日以养猫和画画为乐。钱珀斯到达中东参加巴勒斯坦难民的慈善活动，查探萨拉马的每日行程，并成功与他会面。1979年1月22日，萨拉马及其保镖坐着两辆雪佛兰旅行车前往参加其妻子世界小姐里兹克母亲的生日派对，而钱珀斯则在旅途路上的一辆汽车安放炸弹，当萨拉马的座驾经过时便遥控引爆。下午3时35分，雪佛兰旅行车经过钱珀斯的汽车，钱珀斯立即引爆车内的炸弹，萨拉马的四名保镖和四名行人当场炸死，萨拉马本人亦身受重伤。萨拉马被送到贝鲁特美国大学附属医院抢救，下午4时03分不治身亡。本次行动导致另外18名无辜人士受伤，钱珀斯亦销声匿迹。

萨拉马在1979年1月24日安葬，阿拉法特及约2万名巴勒斯坦人出席葬礼。

当时报纸上的报道插图。

七、座椅炸弹

下一个目标是布迪亚，作为阿尔及利亚国家剧院的导演，他执导了几出具有政治色彩的戏剧，在法国左翼的社交圈里小有声誉。所以，他经常外出活动，常常到巴黎的社交场中去拈花惹草，行动小组会经常得到有关他的情报。

1973年6月下旬的一天，阿夫纳和他的行动小组在巴黎盯上了布迪亚。6月27日晚上，布迪亚来到了他新结识的情妇家里，并且在她家过夜。行动小组负责监视他的人在门外整整守候了一个晚上，罗伯特本来准备把炸弹安装到他停在公寓前的那辆雷诺轿车的底盘上去，好让布迪亚一出来，就直接坐着车子上天。

但是，阿夫纳担心布迪亚的情妇会和他一同出门上车，他不想让那个无辜的女人为布迪亚殉葬，所以他没有同意罗伯特的意见。6月28日早上6点钟，布迪亚一个人出来了。他上了车子马上就开走了，负责监视他的特工只好开车紧随其后，布迪亚把车开到巴黎大学那个现代化的“居里夫妇大楼”附近的停车场后，就下了车，徒步向前走去。

监视他的特工以为布迪亚又要到另一个情妇家去，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在这附近的社区，布迪亚还有一个情妇。(这人身体真好)

于是，史蒂夫和罗伯特就立即开着一辆货车赶来，停靠在布迪亚的雷诺车前。此时还不到7点钟，大街上的行人很少，罗伯特和史蒂夫很快就弄开了雷诺车门，在司机座位下面安装了一枚小型的炸弹。这种炸弹既不需要连接导火线也不需要定时器，同样是靠压力打开保险，借无线电信号遥控引爆。安装好了之后，两个人把货车开到马路对面的咖啡馆旁边，阿夫纳和卡尔坐的车子也到了那里，他们就在那里静静地等待。

一直到了8点多钟还不见布迪亚出来，罗伯特就建议大家去喝一杯咖啡，差不多快到11点钟，布迪亚才慢悠悠地出现了。等到他坐上雷诺，正要启动时，罗伯特就揿下了手中的遥控器按钮。一声巨响过后，雷诺车的车门被炸上天了，整个车顶也给炸塌了，41岁的布迪亚当场身亡。

八、临时起意

到此为止，“死亡名单”上的11个追杀目标就只剩下一个了，因为在此之前的1978年1月，名列“死亡名单”最后一位的瓦迪埃.哈达德博士因患癌症，已经在东德的一家医院里“寿终正寝”，现在就只有第2号目标阿布.达乌德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当萨拉马被炸死时，他那位一直关在约旦某监狱的同学达乌德，已经在“赎罪日战争”爆发前，被约旦当局释放了。在此之前，他曾在1973年2月伙同几个“黑九月”分子企图绑架约旦政府内阁成员时被逮捕。被捕后，他在约旦的国家电视台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且交代了“法塔赫”和“黑九月”之间的关系。

两天后，他同其他的几名“黑九月”分子一起被约旦当局判处了死刑。但是在临刑前，约旦国王侯赛因却下令把达乌德改判为有期徒刑，从此他就一直关在约旦的一座监狱里，直到“赎罪日战争”前夕又被赦免释放了。达乌德被赦免释放之后，一直在欧洲各地活动，摩萨德一直没有找到他的踪迹。

直到1981年8月的一天，一位摩萨德特工在波兰的一家饭店里意外地认出了这位“黑九月”的头目，于是毫不犹豫地向他连开数枪。当时，那位摩萨德特工的任务并不是奉命追杀达乌德，而是另有任务。但是，当他意外地发现达乌德之后，完全是出于一种以色列人对“黑九月”恐怖分子的仇恨，才做出了这种举动。“死亡名单”上最后一个目标就这样撞到了摩萨德特工的枪口上。

不过，他并没有被打死，而是转到民主德国（东德）的陆军医院进行治疗，当时的东德为其布置了严密的警卫人员，等他痊愈后，便去了黎巴嫩，在巴以签订象征和平的“奥斯陆协议”后，以色列政府甚至允许他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居住。阿布·达乌德在20年后出版的自传《巴勒斯坦：从耶路撒冷到慕尼黑》中承认的，慕尼黑事件“遭到了世界的强烈抗议，而不是他所希望的对巴勒斯坦事业的同情”。巴勒斯坦人在国际社会已经赢得的同情因其恐怖活动而大大抵消，使自己在巴以冲突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阿布·达乌德于2010年由于肾衰竭去世，得到了民族英雄般的待遇。

九、一个例外

还有一个例外，就是前面提到的被联邦德国政府释放的贾马尔·阿尔·盖什（Jamal Al Gashey）,他毫无疑问也是“死亡名单”上的人，与他一起被“释放”的两名同伙已经相继被暗杀，这其中包括他的表哥阿丹·阿尔·盖什（Adnan al Gashey），而他却巧妙地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难。后来，巴以签订了“奥斯陆协定”后，以色列政府停止了暗杀行为，而他仍然生活在严格的保卫措施下，有人说他带着太太和两个女儿去了非洲，有人说他去了南美洲。

十、最后的评价

“上帝之怒”行动历时九年终于落幕。

巴以冲突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而且随着巴以冲突的日趋激烈，国际社会关注的程度也在不断加强。只是由于美国长期以来对以色列采取偏袒的立场，导致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解决举步维艰。但从1969年开始，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与巴解组织进行秘密谈判。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国家安全助理亨利·基辛格认为“法塔赫”是巴解组织中较为稳健的派别之一，美国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中东问题以对话方式和平解决。

阿拉法特也认识到了美国是能够压制以色列的唯一国家，因此派萨利迈作为自己的个人代表进行会谈。但在慕尼黑事件后，中央情报局中断了与萨利迈的联系，因为它不确定后者卷入黑九月事件的程度。1973年2月，发生了“黑九月”分子袭击沙特阿拉伯驻苏丹大使馆并杀死美国驻苏丹大使的事件。华盛顿十分震怒，以至于美国人随后在以色列袭击贝鲁特时抱旁观态度。

鉴于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强烈憎恶的态度，加之以色列对“黑九月”组织的沉重打击，尤其是以色列对巴解组织实际控制下的贝鲁特发动的“青春之泉行动”，促使巴解组织采取了新的斗争策略：放弃了“武装斗争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正确途径”的僵硬观点，努力争取国际上对巴解组织的承认，同时停止在反对以色列的斗争中使用恐怖手段。萨利迈也变得前后判若两人，确信必须在政治外交领域里赢得反对以色列的斗争。

1973年11月，萨利迈作为阿拉法特的官方代表在摩洛哥秘密会晤了中央情报局的代表，同意代表“法塔赫”参加中东和平进程。在美国的支持下，1974年11月阿拉法特在联合国发表了讲话。1977年3月通过的《政治宣言》“强调用各种形式进行斗争，无论是军事的、政治的，还是群众性的”，首次明确宣布巴解组织有权“独立、平等地参加有关巴勒斯坦和有关阿拉伯一犹太复国主义冲突的一切国际会议和努力，以争取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此时，阿拉法特认识到“黑九月”已经成了巴解组织的负担：随着巴解组织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承认，强调通过国际努力和常规战争取得巴勒斯坦人的目标，该组织的任何恐怖行动都会破坏已经取得的成果，并败坏巴解组织的国际形象。“考虑到在国外开展恐怖活动对巴勒斯坦人的事业不会带来什么好处”，1973年9月，即在黑九月组织建立两周年的时候，巴解组织中止了黑九月组织的活动。不久之后，阿拉法特命令阿布·伊亚德“解散‘黑九月’”。1974年春，阿拉法特命令巴解组织停止对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暴力活动。

以色列以暴制暴的行动遭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也被迫做出了走上了政治解决为主道路的姿态。以色列人是黑九月事件的受害者，得到了除阿拉伯世界之外的国际社会的比较普遍的同情。因此，当以色列进行军事报复的初期，国际社会暂时容忍。如1973年4月，以色列国防军特种部队发动了“青春之泉行动”，不仅打死了“法塔赫”组织的三个重量级人物，还进攻了难民营和几座军火仓库，造成几百名巴勒斯坦人的死伤。考虑到这次行动在政治上具有巨大的国际和地区影响，以色列领导人担心这会引起世界各国和联合国的谴责，甚至引起经济制裁。但是，对于以色列这一残忍的以暴制暴的恐怖行为，西方媒体并没有给予应有的谴责，有些媒体在报道时反而带着某种程度的赞赏。所有的报纸都认为，这次进攻反映了典型的以色列眼光和军事创造力。

但是，以色列所采取的以暴制暴行动显然也是一种极端的、恐怖主义的行为。虽然“摩萨德”首脑扎米尔声称以色列人的目的是“在欧洲结束这种恐怖”，但其行为与“黑九月”如出一辙，其残忍程度与慕尼黑事件有过之而无不及；况且以色列是一个民主国家，它的这种做法自然更为国际社会所不齿。

之后，随着国际社会对巴以冲突问题越来越重视，许多参与当年报复活动的人也对以色列行动的效果进行了反思。如坚决主张对黑九月进行恐怖报复的雅里夫将军反思说：“如果冷静思考一下的话，我会问杀害这些人在政治上有什么益处？它使我们更加接近和平了吗？它能使我们与巴勒斯坦人相互了解吗？我认为没有！”

“上帝的复仇”行动的总指挥巴拉克后来也成了中东和平的积极鼓动者，1999年7月出任联合政府总理后更加热情地推动巴以冲突的和平解决，积极与阿拉法特谈判，并于同年9月达成了沙姆沙伊赫备忘录。